张穹:数字经济在立法上应以鼓励发展为原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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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经济是时代大潮,已经扑面而来;数字经济更是未来经济,发展空间深远广阔。数字治理问题,关系着数字经济发展的好与坏、快与慢,关系着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,关系着国家综合竞争国力,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。

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。2017年10月,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,“要建设网络强国、数字中国、智慧社会,推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,发展数字经济、共享经济,培育新增长点、形成新动能。” 2017年12月,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,“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”,“加快建设数字中国”。2016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,明确要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。2017年3月,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。数字经济在中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,并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,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口。

中国数字经济近年来获得了飞跃式发展。根据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(2018年)》中的数据,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.2万亿元,同比名义增长超过20.3%,占GDP比重达到32.9%。与此同时,涌现出一大批具有较大影响的数字公司,如阿里、腾讯、华为、百度、蚂蚁金服、美团、小米、滴滴、京东、今日头条等,行业覆盖广泛,对国民经济和个人生活都具有深刻影响。从全球范围来说,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是引人瞩目的。目前全球前20家互联企业中,美国占有11家,中国9家。

在看到发展和成绩的同时,我们也要看到困难和挑战。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,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产生两大治理问题:一是数字经济冲破原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,新经济与现规则之间碰撞、摩擦不断;二是数字经济一些新现象、新内容缺乏相应规则,法律空白不断增多。这些问题,对监管者、企业、个人都带来了新挑战。对监管者来说,如何在鼓励创新、促进发展的基础上,保护好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,越来越成为一个急迫的任务。对企业来说,如何在突破旧规则的同时主动以负责的态度参与重建新规则,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对个人来说,在享受数字经济带来便利的同时,也需要更新一些原有的权利观念。

数字治理问题,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,需要认真研究,不断探索。就此,我讲三方面意见和建议。

第一,在立法方面,应以鼓励发展为原则,同时维护良好市场秩序。

发展是硬道理。没有数字经济的发展,数字治理也就无从谈起。但是,鼓励发展并不是放任不管,而是要针对数字经济的特点,建设良好的市场秩序,促进高质量发展。

鼓励数字经济的发展,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。全球正经历着又一次科技革命,数字经济是建立在此次科技革命基础之上的新经济形态,它将重塑整个社会、经济的面貌。数字经济的发展,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,更加优化资源配置,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福利,为社会带来更大福祉。当前只是数字经济的序曲,未来随着物联网、云计算、大数据、区块链、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和广泛应用,数字经济的华丽乐章很快就将高速到来。

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大势所趋。我们应该顺应历史发展趋势,顺势而为,大力鼓励、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。鼓励发展,应该成为所有与数字治理相关的法律和政策的总基调、大原则。

维护良好市场秩序,是促进更好发展的需要。不可否认,在发展过程中,出现了一些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。比如,有的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施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,有的企业非法买卖个人数据、侵犯个人隐私,有的企业利用网络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,等等。对诸如此类的行为,如不及时加以纠正、制止,就会扰乱基本市场秩序,阻碍数字经济发展。因此,在鼓励发展的同时,也必须规范不良行为。

第二,在执法方面,应实施包容审慎、谦抑执法政策。

李克强总理曾多次强调,对新经济要包容审慎。2016年5月,在“全国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”上,他指出,“新经济发展不同于传统经济,要本着鼓励创新原则,探索审慎监管。”今年9月,在考察市场监管总局时,他又强调,当新业态刚出现还看不准的时候,不要一上来就“管死”,而要给它一个“观察期”。

实施包容审慎、谦抑执法,是尊重数字经济运行规律的需要。数字经济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基础之上,与工业经济相比较,在运行规律上具有很大不同。比如,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是平台,在规模方面,平台与公司具有明显不同,一般来说,平台越大越有效率,因为大型平台意味着大型市场,统一的没有分割的大市场是有利于资源配置的;又比如,数据是数字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,因数据而产生的权属、流动、隐私、竞争等问题,是工业经济时代未曾出现的,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需要有新的思路;再比如,由于高频度创新,数字经济具有强烈的动态性特征,新产品、新业态、新模式不断涌现,这也与工业经济具有明显不同,监管如何适应经济的高度动态性,值得认真研究。

在还未对数字经济运行规律有充分把握之前,实施包容审慎、谦抑执法政策,是必要的、稳妥的。

实施包容审慎、谦抑执法,是培育提升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需要。数字经济代表着未来国家竞争力,各国均高度重视其发展。美国正在推动数字技术产业从移动互联网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升级,数字经济规模已超10万亿美元,居全球首位,占GDP比重超过58%。德国实施“工业4.0”,在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制造转型和构建未来数字社会的思路。韩国出台《智能信息社会中长期综合对策》,布局量子计算、神经形态芯片等下一代数字技术。

从企业角度来看,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,中国企业规模仍然偏小。以互联网企业为例,截至今年10月底,美国前五大互联网上市公司(即苹果、亚马逊、谷歌、微软、脸谱)的总市值约3.8万亿美元,而中国前五大互联网上市公司(即阿里、腾讯、百度、美团、京东)的总市值约0.83万亿美元。放眼全球,中国数字企业还比较弱小。审慎监管,鼓励企业做大做强,有利于提升国际竞争优势。

包容审慎、谦抑执法,也是“竞争中立”原则的体现。竞争中立要求市场环境对所有企业都一视同仁,既不优待,也不歧视。包容审慎、谦抑执法,可以避免对数字企业造成可能的不公正待遇。

第三,在理论研究方面,应抓住机遇,勇于创新,力争出现理论突破。

与农业经济、工业经济一样,数字经济需要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,包括法律和政策。数字治理问题,需要技术、产业、经济、法律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,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。每一个领域的研究,都充满了广阔前景和无限可能。这是时代赋予理论研究者的历史机遇。

在进行数字治理问题研究时,政府、企业、研究机构应密切配合、相互合作、相互支持,这样才能抓住问题本质,把研究推向深入。在进行数字治理问题研究时,还要敢于突破条条框框的限、敢于进行理论创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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